然而，命运总是难以预料。在宋湘尚未抵达家乡之时，父亲就因病去世。这一消息无疑给宋湘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立即赶回家中，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守丧期。从嘉庆四年（1799年）到嘉庆六年（1801年），宋湘一直留在嘉应，履行作为儿子的责任。这段时期，除了守丧之外，他还曾前往潮州拜访好友李汝谦。

四、惠州讲学

嘉庆六年（1801年），宋湘受惠州知府伊秉绶的邀请，前往惠州丰湖书院任教。丰湖书院是伊秉绶一手创办并扶持起来的一所重要学府，旨在培养地方人才，推动当地的文化发展。宋湘的到来，无疑为丰湖书院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与伊秉绶一同制定了书院的规章制度，确保教学活动有序进行。

在丰湖书院的两年里，宋湘担任山长，与学生们同堂讲论，直至深夜。每当批改学生的文章时，他都会亲自撰写一篇或两篇文章作为示范，以此鼓励学生提高写作水平。这些示范文章后来集结成了《红杏山房时文二集》，成为了学子们学习的典范。

除了教书育人，宋湘对惠州西湖的美景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十分喜爱。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他经常漫步于西湖边，欣赏着湖光山色，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他还遍访苏东坡曾经留下的足迹，沉浸在历史的氛围中。尽管生活清苦，需要以教书养活一家八口，有时甚至需要典当衣物以应对紧急开支，但宋湘的精神状态却非常乐观。他在丰湖书院的这两年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其中《丰湖草漫》和《丰湖续草》各一卷，收录了他在任期间所写的诗篇。

在惠州的这两年，宋湘共创作了195首诗，平均每年人均创作近百首诗。这一成就不仅体现了他旺盛的创作热情，也展示了他在文学上的深厚功底。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他个人的诗集，也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状况和文化氛围的宝贵资料。

然而，好景不长。嘉庆七年（1802年），惠州境内爆发了博罗天地会起义。这场突如其来的动乱打破了当地的平静，为了躲避战乱，宋湘不得不离开惠州，只身前往潮州避祸。在潮州期间，他与好友李汝谦、李黼平兄弟一同吟诗作对，以排遣心中的忧虑。直到冬天，起义被镇压后，宋湘才得以重返惠州。

这次起义不仅对宋湘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也让惠州知府伊秉绶因未能有效控制局势而引咎辞职。随后，宋湘也离开了丰湖书院，结束了他在惠州的讲学生涯。

五、执掌粤秀

嘉庆八年（1803年），四十八岁的宋湘在经历了惠州丰湖书院的短暂执教之后，再次回到了他少年时学习的地方——广州粤秀书院。这次，他不是作为学生，而是以院长的身份执掌教席。这一任命是广州知府吴骞在前任院长汤藩因不满新任督抚倭什布、孙玉庭的态度而离职后作出的。宋湘的回归，为粤秀书院带来了新的生机。

宋湘在粤秀书院的讲学期间，不仅延续了他在惠州时的认真态度，还积极投身于书院的管理和发展工作。他与学生之间的互动频繁，经常与他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宋湘还注重自身的学术研究，努力提升教学质量。

在宋湘主讲粤秀书院的同时，另一位着名学者冯敏昌正在距离不远的越华书院担任教 席 。两座书院相距不过一公里，因此宋湘与冯敏昌之间有了频繁的往来。两位学者时常相互拜访，共同探讨学术问题，交流心得，相互酬唱诗词。这样的互动不仅促进了双方的学术交流，也为两所书院的学生们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他去世之后，其门人梁炅带着冯敏昌的诗稿前往北京，寻求宋湘及其他在京的知名学者如翁方纲、吴嵩梁、秦瀛、陈寿祺等人协助整理。经过仔细筛选，最终选定了冯敏昌的四百余首诗作，编辑成《小罗浮草堂诗集》。宋湘在粤秀书院的讲学工作持续了两年，直至嘉庆九年（1804年）冬季，他才北上赴京，辞去了教席职务。

六、朝中仕途

嘉庆十年（1805年）春，四十九岁的宋湘重新回到北京，结束了在粤秀书院的教职，回到了翰林院。他参加了散馆考试，并顺利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职位。这一阶段，宋湘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优游燕台”生活，这段时间他主要在京城里度过，除了偶尔外出主考之外，大多数时间都在京城内从事编修工作。

在这九年中，宋湘的仕途颇为平稳。嘉庆十二年（1807年）和嘉庆十三年（1808年），他先后被派遣到四川和贵州主持乡试。除此之外，他还在京城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包括文渊阁校理、咸安宫官学总裁、国史馆总纂主编儒林和文苑两传、教习庶吉士等。这些职位不仅显示了宋湘在学术上的造诣，也证明了他在官场上的认可与信任。

尽管这是宋湘第二次在京都停留，但与第一次相比，他的境遇截然不同。翰林编修的职位相对清闲，除了处理日常公务外，宋湘还有大量的时间与其他翰林们以文会友，进行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得意、最舒适的日子。然而，这也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一个低谷期。由于生活相对单调，交际圈子较为固定，这一时期的宋湘在诗歌创作上显得较为沉寂，作品的内容较为贫乏，格调也不高。即便是他自己，也不愿意保留这一时期的作品，最终经过筛选，仅收录了《燕台剩沈》一卷，共计五十七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