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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贵犯，轻则财礼入官，重则夺禄、停袭、降爵，严重者革除爵位、收回铁券。

皇室犯，夺禄，削爵（轻者降爵，重者革爵）， 禁朝请，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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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制度看起来，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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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别说海瑞那时候了，就是建文、永乐年间，这些规定除了拿来打击对手外，几乎没人较真了。

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是攀比风气。

连皇帝也不能免俗。

成化朝，永康公主嫁妆超标五倍。

万历朝，七公主嫁妆超标十三倍。

其他各朝，也有公主超标两倍到五倍的案例。

唯一没超标的，是建文帝朱允炆。

因为他在位期间，没有公主出嫁。

永乐年间，宝庆公主也超标三倍。

但考虑到朱棣的女儿都没有超标，宝庆公主是老朱的女儿，永乐元年她才7岁，史料记载她是朱棣带大的，倒也勉强能理解。

朱棣在某些方面，确实像自己标榜的一样：遵守祖制。

社会风气如此，老朱复生都没用，海瑞想恢复祖制，又怎么可能办得到呢？

所以戚有根和樊守安听到后世女子要这要那，第一反应不是“凭什么”，而是“嫁妆呢”？

在他们的认知里，要得多，陪嫁就得更多，否则在婆家怎么抬得起头？

“后世的嫁妆，莫非不属于女子？”

戚有根提出一个假设。

在明朝，嫁妆是实打实属于女子个人的私产。

《大明律》明确规定：嫁妆的所有权、支配权完全属于妻子，夫家不得擅自挪用、变卖。

妻子用嫁妆买地、买铺子也好，接济亲友也罢，谁也管不着。

除了夫亡再嫁的情况，哪怕离婚，嫁妆也跟夫家半文钱关系没有。

这条律法，主要是为了防止：杀夫改嫁、卷走嫁妆。

夫君死了，不改嫁，嫁妆还是女子的。

但改嫁，嫁妆带不走。

本质是用财产规则，堵住“杀夫卷财、改嫁他人”的犯罪漏洞。

但只要夫君在世，不管和离，还是被休，女方都可以带走嫁妆。

哪怕是出轨被抓，虽然会受杖责，但嫁妆仍然全额属于女方。

所以，虽然为了凑够嫁妆，娘家得卖地借贷，但实际上这钱，女子是可以补贴娘家的。

不过除了父母重病、兄弟遭遇横祸、娘家遭遇天灾人祸、父母无人赡养等特殊情况外，实际上没人会用嫁妆补贴娘家。

妻子用自己的嫁妆补贴娘家，确实不违法。

但在社会伦理层面，女子婚后的核心身份是“夫家成员”。

主动用嫁妆补贴娘家，会被视为“背夫、忘本、不顾夫家”。

轻则遭夫家嫌弃，重则被邻里非议，甚至成为被休的借口。

父母厚嫁，是让女儿在夫家站住脚、有退路，不是让她回头当“提款机”。

有的女方父母，甚至遇到天塌下来的大事，也不准女儿动用嫁妆救济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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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有根那句“后世的嫁妆莫非不属于女子”，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

我朝对彩礼有专门司法解释定义，但对嫁妆没有专门法律定义，统一按赠予处理。

《婚姻法》规定：没有约定归属的，婚前给付，属于女方婚前个人财产，离婚时男方无权分割。

婚后给付，默认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有明确约定归属的，比如女方父母明确说“只给我女儿”，那就还是女方个人的。

但得有证据。

白纸黑字写清楚、去公证、转账备注都写明。

缺一样，上了法院就扯不清。

所以，麻烦就麻烦在这儿。

法律是法律，风俗是风俗。

除了富豪贵族，普通百姓给嫁妆，很少会立字据，还去公证处公证的。

而且我国普遍存在先办婚礼后领证的风俗，这中间隔着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在法律上叫“同居关系”，不是夫妻。

按法律，哪怕婚礼办了、娃都生几个了，只要没领证就不算数。

但法理不外乎人情，哪个法官真能完全不理那场婚礼？

再加上嫁妆这东西，形式五花八门。

登记在谁名下、实际谁出的钱，掰扯起来一团乱麻。

所以，关于嫁妆的案子，同一个案子，换个法官可能判出两个结果。

法律里对彩礼写的明明白白，但嫁妆却始终没有专门解释，只能参照赠与处理。

所以，既是因为数千年的风俗，也是因为有明确的法律定义，并且规定了离婚返还、分割规则。

对于彩礼，男方不会思考给不给的问题。

只会思考给多少、给不给的起的问题。

但“嫁妆”，就全看女方家心情了。

有的会在彩礼的基础上搭点，凑个吉利数，全给小两口。

有的不仅不给嫁妆，彩礼还狮子大开口。

在明朝，官府对婚姻情况只做备案，防止重婚、冒婚的情况，不负责审批。

但现代……有许多人办了婚礼、生了娃，但是年龄没到，没有领结婚证。

在法律意义上，男女方都是未婚。

无论办多隆重的婚礼、生多少孩子，只要没领结婚证，法律上就不是夫妻，只算“同居关系”。

这些弯弯绕绕，现代非专业人士，尚且不太理解。

小主，

也不怪戚有根一脸疑惑。

他要是能想明白，就有鬼了。

不过另一个事，他倒好像琢磨明白了。

“怪不得后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