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量子态的问题，一般可以通过经典力学来解决。〗

小主，

〖予之喜、拒之忧，没事就别玩笑逗，逗来逗去伤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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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嘉靖年间。

上元县。

桥头的茶棚底下，戚有根和樊守安面对面坐着，两碗茶已经喝得寡淡，不过谁也不急着走。

评论区里那些“量子态”“经典力学”的俏皮话，两个人琢磨了半天也没完全弄明白。

但另一个问题，倒是实打实的堵在嗓子眼。

后世女子为何能理直气壮的在婚前要车要房、要巨额彩礼，婚后还接着要这要那的？

“后世的嫁妆，到底是个什么说法？”

戚有根把茶碗往桌上一搁，满脸的想不通。

樊守安跟着点头：“对啊，后世那么富裕，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吧？”

这二人的困惑，放在明朝，再正常不过。

明初还好，嫁娶还算朴素。

到了中期，就和宋朝一样，厚嫁成风。

主要集中地，也和宋朝一样，都在南方。

不是说北方没有，只是相对较小，没有南方那么严重。

尤其是江南、江西、福建、广州、浙江等地，攀比成风。

不仅彩礼给的多，嫁妆给的更多。

嫁妆数额，通常是聘礼的数倍。

普通人家嫁个女儿，嫁妆动辄几十上百两银子。

万历年间，江南普通百姓嫁娶，彩礼四五十两，嫁妆更甚。

富户嫁女的嫁妆，甚至抵得上一个县令六十年的俸禄。

没钱，就去找亲朋好友借。

借了还不够，就当地、卖地。

卖了地还不够，就去借高利。

因为嫁女儿典卖田宅、负债累累的普通百姓，数不胜数。

更有中产之家，因为嫁女直接倾家荡产。

《温州府志》：本地之民，嫁女多至罄产。

《吉安府志》：嫁女务侈妆奁，中产之家，一女嫁而家立破，贫者鬻田宅、举债以从，至有鬻子女者。

原因有很多，说复杂也不复杂。

无非：上行下效、社会文化、攀比心理。

贵族、官员、士绅嫁女互相攀比，用丰厚嫁妆彰显身份地位。

嫁妆越丰厚，脸上越有光，底下人自然跟着学。

明朝中后期经济繁荣，江南等地区富裕家庭增多，为嫁妆攀比提供物质基础。

手里有了闲钱，自然要争这个面子。

媒婆说亲，也先问嫁妆多寡。

嫁妆是女子在婆家立身的关键，更是娘家脸面的象征，父母不得不倾其所有。

最惨的是那些生了好几个女儿的人家。

嫁妆给少了，丢人。

嫁妆给不起，女儿嫁不出去，更丢人。

所以，自成化年间起，江浙福广等地，溺死女婴的惨剧遍地都是。

不是重男轻女，是实在扛不住日后那笔嫁妆。

《吉安府志》：贫者嫁女，鬻田宅、举称贷，不足则举家鬻身，终不能给，遂并其女溺之。

《实政录》：闽广江右之民，十女溺三四。

《乐平县志》：生女多不举，皆因婚娶论财。

《广德州志》：其嫁女之家，甚有破产以营奁饰者，故民间生女多不举，虽厉禁不尽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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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廷不是不管。

朝廷也多次下旨“务从节俭，以厚风俗”，禁止婚嫁奢侈。

地方官也发告示，劝百姓别攀比，别溺婴。

不能说一点用没有，只能说效果有限。

法令与教化难以抵挡社会攀比风气，厚嫁之风持续蔓延，直至明末仍未得到根本遏制。

海瑞一直想恢复的太祖旧制，就有这一条。

朱元璋明确规定：

普通百姓彩礼不准超过三十两，嫁妆不准超过五十两。

士绅富民彩礼不准超过五十两，嫁妆不准超过百两。

一品官员聘礼不能超过两百两，嫁妆不得超过聘礼一点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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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犯，笞五十，罪坐家长，由里正执行。

超标准部分财物全部退还，但需向官府提交书面保证不再犯。

主婚人，笞四十。

媒人笞三十，取消其为百姓说媒资格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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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犯，杖八十，家产罚没十分之一，充作地方学校经费。

取消三年乡饮酒礼参与资格。

超标准部分财物半入官半退还，入官部分用于赈济贫户。

主婚人，杖七十。

媒人笞四十，取消官媒资格一年。

官员犯：一品至三品，杖一百，罢职不叙，超标准财物全部入官。

四品至六品，杖八十，罚俸一年，超标准财物半入官半退还。

七品至九品，杖六十，罚俸半年，超标准财物全部退还，但需书面保证不再犯。

主婚人同罪，减一等处罚。

媒人笞四十，取消官媒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