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近代，倭国的诗人们在吸收了西方诗歌的某些元素之后，完全放弃了这种格律化的传统，转而运用自由诗体来创作。他们在艺术风格上追求新颖独特，注重个性表达和创新性，这使得倭国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因此，对于饶孟侃关于新诗就应该更该打破束缚，无拘无束的观点，芥川是十分赞同的。他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想，而形式只是传达这种情感和思想的一种手段。

而在华国，此时也正经历着类似的变革。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华国的诗人们也开始打破传统诗歌形式上的束缚，采用白话文来写诗。他们以更自由的创作形式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这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共识。

但是，新诗的改革方向却成为了诗人们争论的焦点。新诗应该如何创新和变革？是完全摒弃旧体诗，向更加自由化和散文化的方向发展，还是应该在保持一定创新的同时，也遵循某些固定的套路和形式？

这是诗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胡适之倡导成立“新月社”这个新诗社团想要着力探讨的议题之一。

陈西滢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道：“子离，我理解你的想法，新诗确实需要自由，需要创新。但自由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丢弃格律，格律也并非旧诗的枷锁。相反，格律就像音乐的节奏，它能让诗歌更加和谐、富有韵律感。没有格律的诗歌，就像没有节奏的音乐，听起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难以让人产生共鸣。”

饶孟侃则继续反驳道：“可我觉得，新诗应该更加注重内容，形式只是次要的。一旦有了格律的束缚，诗歌就会失去那种即兴的灵动，变得刻板无趣。我们写诗，应该是为了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而不是被格律所限制。”

饶孟侃的观点也代表了现在很多反对闻易多那篇文章的诗人的看法。年轻人总是喜欢打破束缚，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陈西滢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反驳。

这时，李斯年站了出来，他说道：“子离说的也有道理，诗歌确实需要灵动，需要即兴。但我认为格律并不是一种束缚，而是一种引导。它就像是一条河流的堤岸，虽然限制了水的流向，但也正是这限制，让河流更加深邃、更加有力。没有堤岸，河水就会泛滥成灾，失去它的美感和力量。”

饶孟侃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时济，你的比喻很形象，但我还是觉得，新诗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不应该被格律所局限。格律会限制我的表达，让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写诗，这样的诗歌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