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自己想办法吧。”

张焕英跟她说不通，从屋里退了出来，又去找别的工作人员反映情况，不料其他人还是要让她拿判决书，她没有办法，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她到车站买了张回家的票，当天中午就坐车回去了。

到家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了。

叶学生见老伴儿回来了，十分意外，惊讶地说：“你怎，怎么这么快就回，回来了，事情办得怎，怎么样了？”

“唉，别提了，气都气死人了。”张焕英愤恨不平地说。

“怎，怎么回事儿？”

“我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反映树声的情况，接待我的工作人员问我说这些有什么证据，我就把周记者送来的报纸拿给她看。

“她说这个不是证据，要看法院的判决书，我说法院没有给我判决书，能不能通融一下，她死活也不答应。

“我以为是她故意刁难我，又去跟别的工作人员反映，不想他们还是问我要那个判决书，我拿不出来，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来了。”

叶学生听了唏嘘不已，着急地问道：“那怎，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明天我去问问赵律师吧。”

第二天上午，张焕英来到赵树亭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把这次进京上访的情况告诉了他。

赵树亭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说道：“他们不了解这个案子，要看判决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是我没有，这可怎么办啊？”张焕英神色焦虑地问。

赵树亭思考了一会儿，说道：“找石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要。”

“他们肯给我吗？”张焕英怀疑地问道。

“去试试吧。”

两天后，张焕英来到石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索要儿子的判决书。

工作人员经过查询后告诉她：“那份判决书当年已经给了你儿子了。”

张焕英对此大为不解，“我儿子被判了死刑，你们给他干什么？为什么不给家属？”

工作人员解释道：“法律规定判决书不给家属，都是给当事人或者律师。”

“我儿子死了十年了，现在那份判决书在哪里？”张焕英焦急地问。

“不知道，你要判决书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