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剿捻统帅博尔济吉特·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全军覆没，清廷随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李鸿章再次代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保障工作。同年八月，李鸿章奏请购置上海虹口洋人铁厂的机器设备，并将这些设备与丁日昌、韩殿甲原有的两个工厂合并，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责成丁日昌负责监督筹划。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淮军的后勤保障能力，也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

由于湘军大部分已被裁撤，曾国藩北上时主要依靠淮军。曾国藩抵达前线后，采用了刘铭传、李鸿章等人提出的“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的方针，决定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驻扎重兵，并实行一省有急、三省往援的机制。此外，曾国藩还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设防，推行“画河圈地”的战术。

然而，由于捻军作战灵活多变，且势力强大，曾国藩的防守策略一时难以见效。加上曾国藩对淮军的指挥不够顺畅，导致一年多的时间内，剿捻成效甚微。因此，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清廷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手剿捻事务。

李鸿章上任后，立即着手扩大淮军规模。李昭庆所部扩充至19营，名为武毅军，并新增了“魁”字2营、亲兵1营和“凤”字7营。此外，还借调了唐仁廉的3营马队。这样一来，剿捻的总兵力达到了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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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捻军已分裂为两支，赖文光、任柱等人率领东捻军在中原地区作战，而张宗禹、邱远才等人则率捻军进入陕西。李鸿章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对付东捻军。虽然他依然坚持“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吸取了曾国藩分防过广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术，即力图将捻军逼入山深水复的地方，放弃部分地域以诱其深入，然后再由各省军队合力围困。

在具体实施剿捻战略的过程中，李鸿章主导的军事行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挑战。

第一阶段：臼口之围（同治五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李鸿章实施了“臼口之围”的战略，主战场在湖北。东捻军突破了曾国藩原先设置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东捻军。

然而，在具体作战过程中，淮军遭遇了几次重大挫折。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

同治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定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几乎丧命。幸亏鲍超及时赴援，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偏袒刘铭传，导致鲍超郁愤成疾，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下唐仁廉重组“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

东捻军在二月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显示出其灵活多变的战术特点。

第二阶段：胶莱河、运河防线（同治六年五月至十二月）

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采取了“倒守运河”的策略，并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集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

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成战场，疏于防范，导致东捻军在七月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后，李鸿章与丁宝桢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其“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

十月，东捻军在苏北赣榆的战斗中，任柱战死，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到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后，李鸿章因功被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同治七年上半年）

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当东捻军陷入困境时，西捻军紧急驰援，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迫使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震动，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

当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却无人应命，淮军几乎瓦解。李鸿章因此受到严厉处分，包括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尽管如此，李鸿章仍然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命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关系。

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于二三月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德州桑园会面，议定了“就地圈围”的策略，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并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

六月初，西捻军与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果，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水位上涨，处境更加困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西捻军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后，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已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历次降革处分，赏加太子太保衔，授协办大学士。

六、总督直隶

随着捻军的溃败和淮军的日益壮大，李鸿章意识到自己与清廷的关系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紧张。因此，他决定效仿曾国藩在湘军攻陷天京后所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奏请裁撤淮军。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李鸿章遵旨抵达北京觐见，获赐“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在京期间，他拜见了慈禧太后和同治帝，并会见了军机大臣奕?、瓜尔佳·文祥等，了解到清廷有意让曾国藩负责裁军事宜，然后让曾国藩移任直隶总督，并让李鸿章保留部分淮军以备“助左（宗棠）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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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李鸿章返回南京，与曾国藩商讨淮军的撤留事宜，最终决定裁遣马步50营，保留75营。不久，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而李鸿章则先回乡省亲，继而在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并在二月兼任湖北巡抚。

在此后的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李鸿章先后奉命入川查办川督吴棠被参案、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并挥师援陕镇压回民义军。然而，就在他抵达西安仅七天后，天津教案爆发，列强军舰云集大沽口，李鸿章随即奉命率部“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八月，李鸿章在获鹿接到调补直隶总督的上谕。此次任命与天津教案和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案有关。清廷希望通过李鸿章及其淮军的力量来稳定局势。

李鸿章成功调解了天津教案，同意赔偿40万两白银，并派遣使团前往法国道歉。此外，他还惩处了相关责任人，包括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处决了8名肇事者，并将25名罪犯送往新疆服苦役。

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鸿章正式调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直隶一省政务及北洋三口的通商事务，同时还直接参与国家的外交事务。这一职务使李鸿章的权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他被加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李鸿章又被赏戴三眼花翎，这在汉族官员中极为罕见。此时的李鸿章在朝中的权势达到顶峰，被认为是“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重要人物。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合上奏，提议选派聪颖子弟赴美留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留学潮。同月，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平等互惠的条约。然而，李鸿章在签约过程中已经预见到日本未来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率舰队赴台，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前往台湾。尽管最终通过签订《北京专约》暂时平息了事态，但日本于光绪五年（1879年）吞并了琉球。

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因“马嘉理案”对清政府施压。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战争威胁下，李鸿章巧妙运用国际法，于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中，清政府同意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尽管条约有助于缓解当时的紧张局势，但也因此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七、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源于19世纪下半叶法国对清朝藩属国越南阮朝的侵略。自1858年开始，法国通过两次《西贡条约》迫使越南承认法国为其保护国。为了进一步侵略清朝西南地区，法国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度发动侵越战争，占领了越南北部的战略要地北圻，并击败了清朝军队，引发了中法战争。

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然而，李鸿章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因此，他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李鸿章先是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了《李宝协议》，但该协议随后被法国政府反悔。接着，李鸿章尝试与法国驻日公使洽谈，但未能达成一致。

光绪十年（1884年）初，清军在北宁之战中失利，失去了太原和兴化两地。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对军机处进行了改组（即“甲申易枢”），主和舆论逐渐占据上风。清廷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与法国议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双方同意停火。

同年6月，《第二次顺化条约》的签订使越南正式脱离清朝的朝贡体系，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虽然清廷与法国签订了协定，但李鸿章并未下令让清军撤回国内。6月23日，“观音桥事变”发生，局势进一步恶化，谈判再度陷入僵局。由于清法谈判破裂，由孤拔指挥的法军舰队袭击了福州，攻击了南洋水师，并围困了台湾。

在越南战场上，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清军取得了镇南关之战的胜利，迫使法国总理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茹费理辞职。随后，法国新政府向清廷提出议和。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清廷考虑到继续战争的难度，同意议和，并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遣其僚属赴巴黎，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

在英国的调停下，李鸿章作为清朝全权代表，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5月起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进行会谈。6月9日，双方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越南条款》《中法新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地位，并开放中越边境供法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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