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紧要关头，沈葆桢正在外地征办军粮和军饷。广信城内仅剩400余名守军，在得知弋阳失守的消息后，许多士兵纷纷逃散，只剩下知县、参将、千总以及沈葆桢的妻子林普晴坚守城池。林普晴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她组织百姓闭城固守，并派人向驻扎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饶廷选求援。次日，沈葆桢及时赶回广信，随后援军也迅速到达。通过与饶廷选的紧密合作，采取了突袭敌军辎重等灵活战术，最终成功击退了杨辅清的部队，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辉煌战绩。这一系列胜利不仅稳固了广信的安全，也让沈葆桢的名字响彻官场。

1857年，沈葆桢因功被晋升为江西广饶九南道道员。同年三月，石达开再次率部攻打广信，面对强敌，沈葆桢与饶廷选指挥守军顽强抵抗，经过数日激战，终于迫使石达开撤兵。这些胜利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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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859年，由于父母身体状况不佳，沈葆桢请求暂时离任回家探亲。这次返乡不仅是对家人的思念之情得以缓解，也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的他提供了宝贵的休息时间。两年后的1861年，随着曾国藩的赏识和支持，沈葆桢重新回到官场，先是被任命为吉赣南道道台，但他以父母年老需要照顾为由婉拒，转而在家乡负责地方团练事务。不久之后，曾国藩邀请他前往安庆大营担任要职，并很快推荐其出任江西巡抚，利用湘军力量继续对抗太平军。

1864年，随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的陷落，沈葆桢参与了追捕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及其重要成员如洪仁玕等人的行动，最终将其捕获并处决，彻底平定了这场长达十余年的内乱。次年，即1865年，沈母去世，按照传统礼制，沈葆桢需辞官回家守孝三年

四、为政东南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行辕设在福州。同年八月，清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立轮船制造局的奏折，决定在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设船政局，即后来着名的福州船政局。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开端。然而，就在计划即将实施之际，左宗棠因陕西回民起义被调往陕甘担任总督。临行前，他力荐正在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事务，并亲自前往宫巷拜访沈葆桢，希望他能出山主持大局。尽管左宗棠两次探望，但沈葆桢均以“重孝在身”为由婉拒。

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朝廷最终还是决定任命沈葆桢接替左宗棠，出任福建船政大臣，全权负责福州船政局的建设和运营。此时正值洋务运动兴起时期，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造船厂尚未开工便离开了，因此沈葆桢上任后立即着手推进各项工作。他首先建立了船坞和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培养未来的造船技术人才。在他的领导下，福州船政局迅速发展起来，先后建造了20艘船舰，分布于各重要海港，显着增强了中国的海上防御能力。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沈葆桢又创办了艺圃，学制为五年，专门培养监工和技术管理人才，进一步完善了人才培养体系。

沈葆桢在船政方面的卓越表现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然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发动了侵台战争。面对这一危机，清廷决定派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事务，并兼任处理各国通商事务的大臣。沈葆桢抵达台湾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当地的防御力量，同时积极与日本方面进行谈判，最终成功促使日军撤退。

更为重要的是，在处理台湾事务的过程中，沈葆桢展现出了远见卓识，提出了多项促进地方发展的政策。其中包括解除内地渡台禁令，允许更多民众迁徙至台湾定居；在台北设立府衙，加强对台湾地区的行政管理；修建道路，改善交通条件；鼓励开采煤矿等自然资源，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些举措不仅有效提升了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抵御外侮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扩张，中国边疆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台湾地区，先后遭受了美国、日本和法国的入侵威胁，成为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日本的侵略行为尤为突出。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对外表现出极强的侵略性，并将目光投向了邻近的中国，尤其是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