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官僚体系中，丞相一职共有二十四名，但在永安时期实际存在的只有秦日纲和春官正丞相胡以晄二人。尽管丞相的数量众多，但天官正丞相的地位尤其突出，被誉为“朝官领袖”。秦日纲的印章使用银包木制作，而其他丞相的印章均为木质，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权中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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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日纲不仅地位尊贵，而且肩负重任。永安时期，太平天国实际控制的区域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永安州城及周边地区，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华里。为了有效防御清军的进攻，太平军采取了“守险不守陴”的策略，即不在城墙附近布置过多兵力，而是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城外的战略要点上。这些关键地点包括城南的水窦、城北的龙眼潭以及靠近城垣的莫家村和长寿圩等。

其中，水窦是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之一，这里部署了大量的太平军兵力，能够投入战斗的士兵就有数千人，加上家属和其他非战斗人员，总人数接近万人。选择水窦作为重兵集结之地的原因在于，面对的是清军最强悍的乌兰泰部，这支清军拥有超过一万的战斗兵，并配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火炮装备。乌兰泰本人以其炮术闻名，这使得防守水窦的任务变得尤为艰巨。

在长达六个半月的永安攻防战期间，秦日纲领导下的水窦要塞经受住了清军乌兰泰部的猛烈攻势。尽管太平军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尤其是火药和炮弹的匮乏导致后期几乎无法利用火炮进行有效的反击，甚至不得不使用石块和铜钱充当炮弹，但秦日纲依然率领守军坚守阵地，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永安的南大门。秦日纲和他的士兵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他们“赤身赴敌，有进无退”，最终确保了水窦要塞的安全。

然而，由于物资的极度短缺，1852年4月，太平军决定实施突围。5日傍晚，在暴雨中，太平军开始了全面的撤离行动。秦日纲指挥的水窦守军在完成殿后的任务后，直到深夜才开始撤离。次日凌晨，由于前方队伍中有大量的家属和老弱病残人员掉队，秦日纲不得不再次部署兵力，分别在古苏冲和龙寮岭设置防线。不幸的是，就在6日下午，清军向荣和乌兰泰的部队成功抢占了龙寮岭的制高点，并对太平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由于地形的限制和兵力分散，太平军在这次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数千人丧生，这是太平军遭遇的第一个重大失败。

尽管太平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迅速反击，取得了一个歼灭数千清军、击毙四位总兵的大胜，但龙寮岭之战的惨败仍然在太平军将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有传言称秦日纲在此次战役中表现不佳，这可能是他后来未能获得独立指挥作战机会的原因之一。实际上，龙寮岭会战的主要指挥者是萧朝贵，而非秦日纲。尽管如此，秦日纲作为当时的前线指挥官之一，仍需对这场战役的失败承担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秦日纲在此战中的表现受到了质疑，但他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并未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他继续担任天官正丞相，并且在迁往天京（今南京）之后，享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在天京城内，秦日纲住进了分配给自己的宅邸，并在门口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画上了象征丞相身份的大象图案。在当时，由于太平天国禁止夫妻同居，能够在天京城内与配偶共同生活的家庭屈指可数，秦日纲便是其中之一，这也反映出他在太平天国中的特殊地位。

四、援军北讨

甲寅四年（1854年）五月，太平天国派出的北伐援军在山东临清州遭遇惨败，秦日纲被委以重任，带领第二次北伐援军前往直隶增援，并被封为燕王。然而，秦日纲在舒城杨家店遭遇失利，返回后向东王杨秀清汇报情况，称北方清军数量庞大，难以单独应对。之后，他被命令回到安庆安定民心，继续在安庆、池州等地开展安抚工作。

同年六月，秦日纲返回天京。八月，他被派遣前往湖北一带，负责河道的稽查工作，并秘密逮捕不法分子。当秦日纲抵达九江时，得知武昌和汉阳已被清军占领，守将石凤魁和黄再兴被迫撤退至田家镇。秦日纲立即发布通告，严厉批评石凤魁和黄再兴的失误，并命令他们驻扎在田家镇等待进一步指示。同时，秦日纲向杨秀清报告了这一情况。杨秀清对秦日纲的处理方式表示赞同，并下达指令将石凤魁和黄再兴带回天京审问，同时将田家镇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秦日纲。

田家镇位于湖北省蕲州东南四十里，广济县南五十里的长江北岸，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江防要塞。太平天国在此建立了坚固的防御体系，沿着长江两岸修建了土城，并设置了大量炮位。此外，太平军还在田家镇与半壁山之间用铁索横江，以阻止清军水师的进攻。

十月十八日（夏历十月初四日），秦日纲指挥太平军与清军在半壁山展开激战，虽然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最终还是被迫退回田家镇，半壁山下的横江铁索被切断。次日，太平军再度尝试反击，但石镇仑和韦以德两位将领英勇牺牲，半壁山最终落入敌手。

太平天国在江面上的防御措施与三国时期吴国有所不同。吴国是在两岸固定铁链，而太平天国则是在江中使用小船和木筏支撑铁索，以防止一旦某处被破坏后整个防御体系崩溃。然而，尽管防御设施设计周密，但由于太平军水师力量不足，而清军则拥有强大的水师力量，因此在江面作战中难以占据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