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赐履的政治生涯在康熙年间达到了高峰。康熙八年（1669年），随着康熙帝成功清除鳌拜集团，朝政权力逐渐集中于皇帝手中，这也为熊赐履的政治地位上升提供了契机。熊赐履凭借着深厚的学识、卓越的政治才能以及对儒家理学的坚持，很快在朝廷中崭露头角。

康熙九年（1670年），熊赐履被提升为国史院学士，这表明他在学术界和政界都获得了高度认可。不久之后，朝廷恢复了内阁制度，并另设翰林院，熊赐履被任命为翰林院掌院学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表明他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

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决定撤除云南、贵州等地的藩镇，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直接控制。熊赐履对于这一决定持有保留意见，他担心此举可能会引发叛乱。不幸的是，他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三藩之乱”随之爆发。面对这一突发状况，熊赐履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处理危机的能力。他积极协助清廷平定叛乱，尤其是在代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份敕令宣布削除吴三桂的爵位，并号召云贵地区的居民各安其位，不因叛乱而受牵连。同时，它还承诺对于能够擒拿或斩杀吴三桂的人给予封赏，对于投降归顺的叛军将领也将予以宽大处理。这一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孤立了吴三桂的叛乱势力，同时也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对稳定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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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四年（1675年），由于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康熙帝对其十分信任和赏识，于是升任他为武英殿大学士。这一职位相当于宰相级别的高官，标志着熊赐履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

四、嚼签罢官

嚼签案是熊赐履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七月，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熊赐履的政治命运，也对他的人品和学问评价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根据《清圣祖实录》的记载，事件起因于熊赐履在处理陕西总督哈占关于获盗犯开复踈防等官的奏疏时出现失误。按照正常的程序，这份奏疏应当由熊赐履 票 拟处理意见，然后送交三法司核议具奏。然而，熊赐履在处理过程中出现了差错，将奏疏误票为“三法司核议具奏”。

在这一错误被发现后，熊赐履试图掩盖自己的过失。他私下将原本的草签嚼毁，并伪造了另一份草签，将责任推给了大学士杜立德。为了使伪造的草签看起来真实，他扯去了纸边，并用小字重新书写，企图以此来混淆视听，将过错转嫁给杜立德。

这一行为很快就被揭露出来。在康熙帝的要求下，吏部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并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熊赐履的行为构成了严重失职，并建议将其革职。最终，康熙帝采纳了吏部的意见，下达圣旨：“熊赐履着革职。”

这一事件对熊赐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导致了他的罢官，而且损害了他的声誉。在此之前，熊赐履一直以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着称，但在嚼签案发生后，人们对他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许多人认为这一事件暴露出熊赐履在面临困难时缺乏坦诚的态度，以及在权力面前不够正直的一面。

嚼签案的发生让熊赐履的政治生涯遭受了重大挫折。尽管后来他得以复出，但这一事件无疑给他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人们对他的评价。

五、潜心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