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叶向高在处理福王归藩的问题上也展现了其政治手腕。面对郑贵妃试图以庆祝太后七十大寿为由挽留福王，叶向高巧妙地提出提前为太后举行寿礼，同时坚持福王按原计划归藩，以平衡各方利益。他拒绝了神宗要求宣布挽留福王诏书的命令，指出此举将加剧外界的猜疑和恐慌，最终说服神宗收回成命，确保了福王顺利回到封国，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宫廷风波。

叶向高不仅在紧急情况下表现出色，他还多次上疏神宗，直指当时国家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包括人才匮乏、君臣隔阂、官员争斗、横征暴敛、道德沦丧等。他恳请神宗振作精神，任用贤臣，革新政治，否则国家危亡并非来自外敌，而是内部的腐败与混乱。尽管叶向高的言论真诚恳切，但神宗并未采纳其建议，甚至对叶向高的多次辞职请求也置之不理，仅以诏书勉励挽留。

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叶向高再次呼吁神宗，鉴于历代帝王在位超过四十年者寥寥无几，应借此机会大力推行新政，选拔人才。然而，神宗依然没有响应，叶向高每月请求辞职，神宗虽多次挽留，但对叶向高的核心诉求始终视而不见。叶向高担忧国家官僚体系的空洞化，各地灾荒频发，以及朝廷与民间的隔阂日益加深，他反复强调用人之道的重要性，警告神宗如继续闭门自守，恐将招致无法挽回的灾难。

五、辞官归乡

叶向高在晚年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即便是在病榻之上，他仍旧坚持履行内阁首辅的职责，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非常态的行政方式。在病重期间，叶向高不得不在家中草拟奏章和诏书，这一行为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然而，随着病情的加重，叶向高意识到在家中处理公务的做法并不符合朝廷的体制，他开始感到不安，于是提出了坚决的辞职请求，希望神宗能够同意他卸任，以便有新的阁臣接替他的位置，确保朝廷的正常运转。

尽管叶向高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神宗却并未立即批准他的辞职申请，反而派遣鸿胪官前往叶向高的住处，以示慰问并劝他继续留任。直到神宗万寿节时，叶向高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他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处理朝政。在这段时间，叶向高主持了癸丑年的会试，这本是一个常规的考试活动，但由于当时官员的奏章都堆积到了考场，这一情景反而成为了一桩罕见的奇闻，反映出当时朝政的混乱状态。

在叶向高的任期内，神宗考核选拔了大量科道官员，但任命通知却迟迟未下达，叶向高数十次上疏催促，最终经过两年的等待，任命才得以落实。然而，新官上任后，朝廷内部的攻击和争斗也随之增加，神宗对此颇为不满，开始扣留奏章，不再下发。面对这种情况，叶向高请求将这些奏章转交给相关部门，以确定官员的去留问题。他指出，缺乏足够的高级官员，特别是六卿中只剩赵焕一人在位，以及长达十年都御史的职位空缺，导致了监督机制的失效，这严重影响了朝廷的稳定和人心的安定。

叶向高屡次上疏请求增加内阁成员，前后共有一百多份奏章，神宗最终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任用了方从哲、吴道南两位阁臣。叶向高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上疏表示感谢，同时也再次提出了辞职请求，但神宗下诏对他进行了嘉奖，并拒绝了他的辞职。

到了同年二月，皇太后驾崩，三月，福王返回封国，叶向高认为这可能是自己辞官归乡的合适时机，于是他更加频繁地提出辞职请求，前后提交了十余份奏章。终于，在八月，神宗批准了叶向高的辞职。叶向高在内阁任职期间，由于政绩显着，被多次晋升，包括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等。在他离职之际，神宗下诏加封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赏赐白金百两、彩帛四件、表里大红坐蟒一件，并派遣使者护送他回乡，以彰显他对国家的贡献和皇帝对他的尊崇。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六、调和党争

叶向高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面对晚明政坛上日益激烈的党争，他试图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力图调解各大臣之间的矛盾，以求政治局面的稳定。然而，晚明时期党争的根深蒂固，使得叶向高的努力显得尤为艰难。当时，御史郑继芳与给事中王元翰之间的冲突，引发了朝堂上两大阵营的对立，叶向高提议将双方的奏疏下发给部院，通过公正的评判来裁定是非，以期平息争端。然而，神宗并未采纳他的建议，这导致了党派之争的进一步升级。

不久，围绕李三才的争议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党派斗争。李三才在朝中颇有影响力，而无锡的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吸引了一批朝臣的支持。顾宪成在李三才遭受攻击时，积极为其辩护，这使得原本就错综复杂的党争格局变得更加微妙。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京官考察中，攻击李三才的刘国缙和乔应甲分别因过失和年例被处理，这一事件成为了党争的导火索，叶向高在此过程中秉持公心，力求公正，使得考核官吏的大典得以顺利完成，但未能从根本上缓解两派之间的对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齐、楚、浙三大派系的势力逐渐壮大，它们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最终演变成为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天启年间，魏忠贤掌权后，王绍徽等人撰写的《东林点将录》成为打击东林党人的工具，这份名单罗列了许多被视为东林党人的官员，叶向高因其曾经的立场和行动，也被列为东林党党魁，成为了魏忠贤打击的目标。

七、二度为相

叶向高在离开政坛六年之后，于明光宗即位时受到了特别诏书的召唤，不久明熹宗登基，再度下诏急召叶向高回京复职。面对皇命，叶向高虽多次上疏推辞，均未获准。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叶向高重回朝廷，被授予中极殿大学士之职，再度出任内阁首辅。在复出之初，叶向高便向熹宗表达了他对奏章流程的看法，强调了自己在神宗朝时的角色，即奏章由他亲自草拟，即便是熹宗有意愿实施某项政策，也需通过中使传达，若有异议，他会据理力争，而神宗往往能够接受他的意见，不会强行颁布旨意。他建议熹宗谨慎对待诏书的发布，所有事宜都应先由内阁草拟上报，熹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很快采纳了叶向高的请求，拨付二百万两帑银用于东西战事，这显示了叶向高在朝中的影响力。

熹宗初登基时，朝廷中不乏贤能之士，朝野上下都寄希望于新帝能带来国家的治理与振兴。然而，年轻的熹宗尚不能辨明忠奸，逐渐被魏忠贤和客氏等人操控。魏忠贤与客氏合谋，先是杀害了太监王安，随后排挤了吏部尚书周嘉谟、言官倪思辉等忠良，大学士刘一燝也因不堪忍受奸佞的排挤而请求离职。叶向高敏锐地察觉到朝廷风向的变化，上疏指出客氏进出宫闱无度，而顾命大臣刘一燝的地位竟不如一个乳母，导致朝臣揣测圣意无所适从，这样的趋势必须制止。

叶向高对魏忠贤的批评激起了后者强烈的不满和报复心理。随后，刑部尚书王纪遭贬黜，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御史邹元标亦相继受到攻击被迫离职。叶向高试图为邹元标辩护，却未能扭转局势，无奈之下，他请求与邹元标一同离职，以示抗议。熹宗并未批准叶向高的请求，但这一举动却让魏忠贤对叶向高的嫉恨愈发加深。

叶向高在第二次担任内阁首辅期间，虽然尽力维护朝政的清明与公正，但面对魏忠贤等人的权势膨胀，他的努力显得力不从心。晚明政坛的腐败与混乱，使得像叶向高这样试图匡扶正义的大臣，不得不在权谋与党争中艰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