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夏言与明世宗关系的逐渐疏远，严嵩瞅准时机，开始精心布局，逐步排挤这位曾经的恩主。夏言因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态度傲慢，不再受到皇帝的青睐。而严嵩则善于察言观色，对皇帝的每一个细微喜好都倍加留意，比如在世宗赐予沉香水叶冠时，夏言不屑一顾，严嵩则每次出朝必戴，且以轻纱笼之，这种明显的对比让世宗对严嵩的好感日益增加，而对夏言的不满则日益加深。

严嵩的权力逐渐稳固，被晋升为太子太傅后，他开始着手清除夏言的影响力。严嵩利用各种手段挑拨离间，促使世宗最终罢黜了夏言，从而独揽大权。在夏言被罢免的空档期，虽然有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共同参与朝政，但实际上世宗只信任严嵩，对他言听计从。

严嵩的权谋不止于此，他还巧妙利用外患来构陷夏言。当鞑靼入侵河套地区时，陕西总督曾铣主张收复失地，这一提议得到了夏言的强烈支持。然而，严嵩却视此为扳倒夏言的良机，他暗中勾结皇帝身边的近侍，指控曾铣轻率挑起边疆战事，同时唆使边将仇鸾诬告曾铣隐瞒败绩、侵吞军饷，并与夏言相互勾结。严嵩在世宗面前极尽渲染，称夏言与曾铣图谋不轨，世宗信以为真，最终导致曾铣被处决，夏言也被打入大牢。

即便夏言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短暂复出，但严嵩的嫉妒与仇恨并未消减，表面上对夏言恭敬有加，暗地里却密谋报复。严嵩再次利用撰写青词（一种向道教神灵祈福的文体）的机会，赢回了世宗的宠信。最终，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严嵩利用流言蜚语，使世宗相信夏言背地里诽谤自己，夏言因此被斩首，其亲信亦遭到清洗。至此，严嵩完全掌控了内阁，独揽朝纲，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专权统治。

五、青词宰相

嘉靖帝对斋醮的热衷，推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建筑项目，如斋宫与秘殿的修建，这些建设工程规模宏大，动辄牵涉数万人的劳动力，耗资巨大，每年的花费高达二三百万两银子，远远超出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面对资金短缺，严嵩竟然要求臣民捐资，甚至采取额外征税的方式，严重加重了民众负担，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国家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加剧。严嵩在这场耗费民脂民膏的狂热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其责任无可推卸。

严嵩之所以能在朝中稳居高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撰写青词的能力。他擅长用华丽的词藻和虔诚的情感，准确地表达出皇帝对长生的渴望与对天神的敬畏，使得嘉靖帝对他的青词赞赏有加，几乎到了非严嵩之词不足以表达心意的地步。严嵩为了保持这份宠爱，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在国家危急关头也不惜牺牲政务，专注于青词的创作。

庚戌之变，即蒙古俺答汗率军围攻北京，是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本应全力应对国家危机，指挥抗敌，但他却仍然沉迷于青词的撰写，拒绝会见提出抗敌策略的左谕德赵贞吉，这种置国家安危与民众生死于不顾的行为，暴露了严嵩极端的自私与对权力的畸形追求。在国家最需要他承担领袖责任的时候，他却选择了逃避，只顾维护个人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这种行为无疑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负面评价，也因此被世人讽刺为“青词宰相”。

严嵩的“青词宰相”称号，既是对其文学才能的认可，更是对其滥用权力、玩忽职守的讽刺。他的一生，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却因过于谄媚皇帝、忽视国家与民众利益，而留下了千古骂名。

六、铲除异己

在夏言被除去后，严嵩与曾经的盟友仇鸾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仇鸾曾因被曾铣弹劾而身陷囹圄，为自救，他与严嵩结为政治联盟，借助严嵩之子严世蕃起草奏疏，成功扳倒了曾铣。但得势后的仇鸾不甘心继续受制于严嵩，他秘密 上 疏，揭露严氏父子的不法行为，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觉。然而，仇鸾的计策未能长久奏效，因其自身亦被发现有不轨行为，最终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被剥夺权力，忧虑成疾而死，这意外地解除了严嵩面临的威胁，使其权势得以延续。

严嵩利用这一连串的政治斗争，相继除去了夏言和仇鸾两位政敌，一时之间，朝中无人能与之抗衡。但他深知嘉靖帝对大臣的猜疑心态，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严嵩对所有敢于弹劾自己的官员均采取了严厉的报复措施，从贬谪到杀害，无所不用其极，沈链与杨继盛的悲剧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沈链上疏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直指其贪腐卖官、压制贤能、控制言官等恶行，触怒了严嵩。严嵩反唇相讥，以沈链过去的小过失为由，成功说服嘉靖帝将沈链贬谪至边远的保安。沈链在边疆依然不改初衷，时常咒骂严嵩父子，最终被严嵩设计陷害，以涉及白莲教案为由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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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盛则更为直接，他在奏疏中痛陈严嵩的十项罪状和五大奸行，将边疆危机和天象异常都归咎于严嵩的专权乱政，言辞犀利，直击要害。然而，杨继盛在奏疏最后建议皇帝咨询裕王和景王，或是询问阁臣，这触及了嘉靖帝的逆鳞，因为这暗示了他对皇权的不信任，且违反了藩王不得干政的原则。严嵩趁机在嘉靖帝面前煽风点火，最终导致杨继盛被送至镇抚司受审，后被附在其他重罪官员之后一并处决。

七、权倾皇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