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皇位，过程中经历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对潜在的皇位挑战者和异己分子极为敏感。为防止类似威胁再次发生，他迫切需要一个更加高效、直接听命于自己的情报与执法机构，东厂便应运而生。东厂的首任提督由亲信宦官担任，这一安排也体现了朱棣对宦官集团的信任与利用。

东厂权力巨大，却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导致其在执行任务时常常越界，甚至滥用职权，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例如，东厂在着名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后续的扩大化处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少无辜官员和平民因被怀疑与旧案有关联，遭到株连，造成了大量冤狱。东厂还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地方政务，勒索官员，欺压百姓，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民怨四起。

五次亲征漠北

自元朝灭亡后，蒙古分裂为多个部落，其中以鞑靼和瓦剌势力最为强大，尤其是阿鲁台领导的鞑靼部落，经常侵扰明朝北部边境，威胁中原安全。朱棣深知仅靠被动防御不足以解决边患，决定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以绝后患。

第一次亲征（1410年）：朱棣亲率大军北上，直捣鞑靼腹地，于斡难河（今鄂嫩河）大败阿鲁台，取得首次大捷，迫使阿鲁台逃亡。此役极大提振了明军士气，也展现了朱棣的军事才能。

第二次至第五次亲征（1411-1424年）：随后几年间，朱棣又先后四次亲征漠北，尽管每次战役的具体情况各异，但均以打击阿鲁台或瓦剌为主要目标。这期间，朱棣灵活运用军事与外交手段，如在第三次亲征时，通过与瓦剌的联合成功迫使阿鲁台投降。尽管后期几次战役军事成果有限，但朱棣的亲征行为本身即对蒙古各部构成了巨大心理压力，有效遏制了他们的侵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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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的五次亲征，除了在军事上取得直接胜利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战略层面。通过频繁的军事行动，朱棣成功分化了蒙古各部，削弱了其整体实力，为明朝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北部边界。他利用军事征服与政治招抚并用的策略，笼络部分蒙古部落，如册封兀良哈部首领，形成对其他部落的牵制，构建了更为有利的边疆态势。

在征战之余，朱棣注重边疆管理和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加强了边关要塞和卫所的设置，如在哈密设立卫所，不仅强化了对西北边陲的控制，也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为边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此外，他还强化了长城沿线的防御体系，提升了军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确保了北境的长治久安。

郑和下西洋

朱棣在对外交往上采取开放态度，最显着的标志是他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自1405年至1433年，郑和的舰队航行至东南亚、南亚、中东乃至非洲东海岸，远达红海和非洲东岸，沿途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商品贸易、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郑和下西洋展现了明朝的强大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传播了中华文明，带回了异域珍稀物品和文化知识，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纪元。这一壮举体现了朱棣全球视野下的和平外交理念，与欧洲同期的地理大发现相比，更早地推动了东西方的海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