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罗与百济的边境冲突，高宗展现出作为万国之主的责任感和外交手腕，他劝诫百济归还所侵占的新罗领土，同时也对高丽等邻国施加压力，要求其不得插手干预。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高宗对周边国家关系的精准把握以及维护和平稳定的决心。

然而，最为激烈的宫廷斗争在于皇后废立之事。永徽三年（652年），武则天晋升为昭仪，她深谙王皇后的心态，巧妙地博取了王皇后的支持和高宗的宠爱，导致原本受宠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地位渐失。随着高宗决定废王立武，此举触及到了朝中权臣的利益，尤其是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两位老臣在太宗临终前被赋予辅佐新帝的重要使命，他们坚决反对废黜王皇后并改立武则天。尽管高宗亲自拜访长孙无忌，甚至有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从中斡旋，但仍然无法改变他们的立场。在内殿召集诸位重臣商议此事时，长孙无忌、褚遂良坚持己见，而李积选择回避，于志宁则采取中立态度。

面对如此强大的阻力，唐高宗并未退缩。永徽六年（655年）十月，他果断下诏废黜王皇后，十一月即册封武则天为皇后，完成了这场历史性的皇后更替。与此同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也因此事相继遭到贬谪，标志着高宗在皇权争夺中的胜利，也预示着武则天开始正式登上唐朝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

四、建立东都

在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被战火破坏的洛阳乾元殿与应天门，显示了他对恢复洛阳繁荣的雄心壮志。次年（657年）二月，他正式移驾洛阳，并颁布《建东都诏》，强调洛阳作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的战略要地，具有连接四方、接纳万国朝贡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将洛阳宫改为东都，使得洛州官吏编制品级等同于京师雍州，唐朝由此正式确立了两京制度，长安和洛阳并列为国家的政治中心。

随着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位权臣的相继失势——褚遂良死于显庆三年（658年），长孙无忌于显庆四年（659年）被迫自杀，关陇集团的影响力大幅度削弱，高宗得以摆脱政治上的束缚，开始独立决策，不再受制于人。这一时期，朝廷内外对进谏之事产生了严重的忌讳，长达20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劝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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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庆五年（660年），在对外战争取得显着成果后，邢国公苏定方平定了百济之乱，并在十一月将俘获的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等人押解至东都洛阳，在紫微城正南门——则天门进行献俘仪式。唐高宗虽对百济王族进行了责问，但最终下诏释放他们，展现出其在处理战俘问题上一定程度的宽仁与大度。

五、帝后同朝

显庆五年（660年）后，唐高宗李治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出现头晕目眩的症状，影响了他对国家政务的正常处理。此时，皇后武则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机，开始积极参与国事，逐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尽管已经贵为皇后，但武则天并不满足于此，她意图进一步掌控政权，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策略：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通往权力巅峰道路上的障碍；另一方面积极培植亲信势力，以稳固自身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