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是对我不信任质疑我的能力，大可以在来之前另请高明嘛，这时候让我验证是什么意思？”

“现在剩余的时间确实还算充裕，但很抱歉，我个人不接受复验的要求——如果最后事实证明我计算出来的数据有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王安忆沉默了几秒钟，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好吧，那就按照原本的数据行事吧，开到A点的位置停船。”

实话实说。

这位束教授如果不是组织上推荐的人选，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和这种人合作。

这人的性格怎么说呢直白点描述就是【吃了枪药】。

但凡是你对他有一丁点儿能力上的质疑，哪怕只是很正常的表达某种顾虑，他都会当场甩你一张臭脸。

他对自己的能力似乎敏感到了某种堪称畸形的地步，稍微触及到他的‘底线’就会破防。

王安忆只能用有本事的人性格大多特殊来安慰自己，毕竟组织上不太可能选一位真正自大的神经病来负责这种事情。

当然了。

如果此时徐云得知了二人的对话内容，多半也会露出一丝苦笑。

如果性格不乖张，束星北在原本历史中也不会那么惨了。

没错。

这次徐云推荐组织上选中的落点计算顾问，正是束星北。

此人乃是一位华夏近代科学史上非常特殊的学者，性格古怪到建国后可能仅此一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当时在地球的另一端，25岁的华夏留学生束星北收到了母亲从故乡寄来的一封家书，辞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助教职位，毅然回国。

回国后。

经在蓝衣社任社长的大舅哥凯悌介绍，束星北来到金陵的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

某日光头来学校视察，校领导特意安排了束星北在内的几个教授接受召见，因为对光头对日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束星北将这次召见变成了“面斥”，当面炮轰光头，几次让其下不来台。

光头留下一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愤然拂袖而去，而后束星北便被炒鱿鱼了。

后来束星北去了浙大，新华夏成立后留在了大陆，数次怼同行怼领导，在学校的时候喜欢喝酒，喝醉了就去打领导，当时事务主任杜道周被他打的头破血流，甚至连自己的老师都打。

竺可桢开始还很维护他，奈何后来他连竺可桢也骂所以后来大家都怕了他了，就给他换了单位。

结果到了束星北到了海岱省依旧继续喝醉骂人，单位无奈，就让他去看起厕所。

在兔子们第一次洲际导弹实验的时候。

由于需要一位能够计算事实数据的顾问随同出发，王淦昌便保举了束星北出马，最早这位73岁高龄的学者靠着一根笔一张纸，计算出了导弹最佳的落点和打捞时间。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逝世。

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

他说自己的大脑超乎寻常地好用，七十多岁了，还能够和二三十岁一样思路清晰活力无限，希望死后解剖自己的大脑，以作医学研究之用。

但是他去世时，正赶上医学院换班子，无人顾及此事。

等到半年之后有人想起来时，尸体早已腐烂。

最早束星北的遗体，被两个学生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边的双杠下面。

他是一位经历坎坷的物理大师，人生数十载并不算顺利，甚至可以说相当坎坷。

但更令人遗憾的是。

束星北在去世三四十年后，居然被很多恨国党树立成了被迫害的典型，为此还造出了大量的谣言来攻击国家。

比如很多人将其称为华夏卫星之父，还有人称其担任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但实际上的真相压根就并非如此。

譬如所谓的华夏卫星之父，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建国之前，物流曾经搞了一个雷达项目，项目负责人并不是束星北而是葛正权。

那个项目最终没有搞成，甚至连物流都没脸提这事儿。

至于新华夏第一个雷达是仿制的毛熊雷达，叫做314甲中程警戒雷达，由申仲义先生带着电科14所的人于1953年研制的，束星北并未在其中挂名，甚至不在电科14所的单位里头。（注：所以我写气象多普勒雷达的时候写了保铮和孙俊人，并未提及束星北，当时还有人问我咋回事不写他）

至于爱因斯坦助理

这事儿其实是束星北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所以才说他性格很特殊，对自尊敏感到了一个很畸形的程度，甚至不惜自己编造谎言。

他在1979年3月9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文中描述他于1928年5月在德国柏林大学拜访了爱因斯坦，经过一番谈话之后，爱因斯坦决定聘请束星北做他的研究用手，每月给他120马克的薪水，时间是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上半年。

《爱》文中述及他与爱因斯坦讨论学术问题，协助其工作，到其家中做客。

但实际上呢。

根据许良英先生的查证，束星北在1928年10月已到爱丁堡大学读书了，并不在柏林。

同时期间老爱只是挂名担任教授，身边只有4位研究助手，当中并没有束星北。

真正石锤这个谎言的证据出现在1997年10月，当时许良英先生收到了胡大年从美国寄来的一份重要资料。

胡大年原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硕士毕业生，专业方向是研究物理学史，与许良英有师生之谊。

胡后来到海对面攻博，研究论文还是绕着爱因斯坦转，他在爱因斯坦档案馆检索文献时，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

信中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ItistoberegrettedthatIhavenothadthechanceofmakingyouracquaintance”】，翻译成中文是【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

除此以外。

束星北的遭遇和他当时的情况也有很大关系：

他本人在物流那边有军衔，建国后依旧和物流多位将领有书信来往，动不动就是高喊自由，骂人张口骂人全家，酗酒后打人还把人打骨折，一个月打了五位同事七次，发生口角后甚至扛着锄头准备挖别人祖坟.

说实话。

搁在后世的2023年一位985大学的教授这样搞，你看看热搜会爆成啥样？

在当时的背景下竺可桢愿意保他，真算是仁至义尽了。

好比后世的女权和女拳，由于女拳搞出的各种离谱操作，导致真正追求平权的女权主义者也经常被打为女拳。

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和女权无关，但同样也不能把根单纯的由归结给时代或者国家，要这样做就要承担这种风险，这是摆在明面上的逻辑，因为别人无法分辨你到底是哪一方的人。

客观来说。

束星北先生的一生中只有去世后的遭遇属于绝对的不公，除此以外大多数境遇其实都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至于束星北先生的大多数谣言都出自2005年刘海军的那本《束星北档案》，一本标准的伤痕文学书籍。

这些伤痕文学之所以神化某些人，为的其实是丑化华夏人民新中华敬仰的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