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风气的转变在于，不管榜单本身有没有倾向性，进士的排名明明白白放榜出去，能参加试进士考本来大家差别就不大，没有人会去把整个进士试卷通读一遍，有心人也不过拿前几名看看。排名靠前的进士在同科交流中会占据显着的位置，他们的言论更引入注意，往往会影响更多的人。

政事堂新党的几个人最初不过想找个新法的突破口，首先得大家来论这个法度。但事情的走向让新旧两法更加不容。底线怎么拉低？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出来。

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让士子为之一震，新党把它捧上神坛，部分考卷中都有这方面的策论，就当时来说还不算影响特别大，当然取士的人开始有了偏向性。

旧党上台，恢复诗词，取缔相关策论，表面上看旧党赢了，实际不过是把这道裂痕加深，这个学说已经传出去，本身也有其道理。这个做法帮王安石扬名，王安石在士林中本就影响极大，士子根据自身利益和新法相契的自然还是会去读，倒是偏于旧制的人对这学生不屑一顾。这本身就是一种割裂。

新党这一次在殿试上通过考试让士子做出选择，这更是把分歧显现化，对错的本身在于新旧两法的选择。结局让更多人不得不选边站。要知道，新法旧制其都有可取之处，也有偏颇的地方。

治政可以有偏向性，但各种学说都应该可以存在。作为士子中的上级阶层，得给整个士子们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探寻，去摘取发展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法好的东西也慢慢会成为旧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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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太后最后这两年，心中是有一定的悔意，她对新党的打压太狠，实际最后拜相的人，高太后是有意平衡一下旧党，比如她后来屡屡想重用的范纯仁、苏颂和苏轼等等人，包括一直的左相吕大防，不管是否跻身旧党，他们更像温和派。这些人更想把争端限定在事，而不是人。

人和事本就容易搅合一起，从高太后去世，到范纯仁最后离去，半年不到的时间，政事堂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大佬。高太后政事堂最后的结局只是撕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底线再拉低，新旧两党越来越难以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