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卷入了本市特大事故中，昏迷一周，又住院了一周，回到单位之后，少不得有很多人来关心问候。老领导还到了我们办公室，询问了我的身体情况。

两周时间，我这边休息了，瘦子他们还是要工作的。

拆迁补偿方案的投票选择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百分之九十的产权人都投票做出了选择。剩下的人，基本是确认弃权了。

这两天，我们除了游说那些还没投票的产权人做决定，就是统计现有的票数。

统计出来的结果和我们原来预计的差不多，有两个方案的票数相差无几，都没达到绝对多数。

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蒋佑他们那组和我们一样比较愁。

我只是受伤住院，郑伟一家都亡故了，情况更糟糕。蒋佑那组少了一个同事，办公室里的气氛也很糟糕。最近两周，他们的工作进度自然受到了影响。

我们两组是走进食堂的时候，就很愁，和其他组交流之后，发现大家的投票统计结果其实都差不多，都没有拿到绝对多数投票的方案，也都没有做到百分百投票，更谈不上百分百的有效票。

仔细想想，这其实也不奇怪。

拆迁办提供的几个方案，有不同的计算方式，但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不同计算方式所产生的差额是比较小的。那些特别贫困，家里人口特别多，或者人口特别少的家庭，始终都是少数。拆迁片区内居住的家庭，大多数就是三代同堂、四五口人的小家庭，再多，也少有超过十口人的。

这种情况下，某一方案想要高票数当选，基本不可能。

这也是方案设计之初就预想的结果。

只不过，决定方案的不是我们这些拆迁办基层员工，设计方案的，不是我们几个直接面对产权人的小组，工作的对接上，总是会出现一些理论和现实矛盾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第一次票选的结果不是那么“漂亮”。

大家都不“漂亮”，那大家都不会受到批评。

接下来就是宣传部的马处长需要纠结的问题如何将这第一次投票，描述得很“漂亮”。

这种事情，国内新闻上不了，民庆地方台也不一定会播放，但总要写报告、留记录，说不定未来还有可能被翻出来，拍城市变迁的纪录片。

总是需要有人重视此事的。

那就和我们这些基层小公务员无关了。

彼此一交流，大家都不好，所有人都放松下来，回办公室写报告和总结，连带着投票纸，一块儿上交上去。

之后两天，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分析这轮投票结果，讨论下一轮投票的过程。